五四新文学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历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关注的问题。惯常的看法，是认为这场新文学革命是受西方文明影响、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胡适等先进知识分子引发的。这虽然说明了一方面的道理，但是如仅限于此论，则未免以偏概全，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最近，陈方竞先生著的《鲁迅与浙东文化》一书，从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理性透视，认为五四新文学发生的重要背景之一，来自鲁迅故乡的浙东文化，令人耳目一新。
众所周知，作为五四新文学主将的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者与决裂者，他故乡的浙东文化怎么能够成为五四新文学的背景来源呢？
陈著没有简单地下结论，而是依据丰厚、扎实的史料和以小见大的感性体悟，运用层层“剥笋”式的研究方法，自然而然地使新论逐步显山露水，令人信服地说明：鲁迅是以特有的个性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多方面的联系，又以特有的个性方式投身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有“地域文化场”一说，我国刚刚故去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先生从历史地理出发，也提出了文学（亦是文化）流变的地域性特征，并具体阐述了考察文学（文化）流变的地域性特征的四种（分布、轨迹、定点、传播）途径，意在说明，地域文学（文化）在岁月的流逝中不论发生何等显著的变化，也不能在根本上脱开其所植根的地域性自然地理特征的内在制约。陈著根据这些原理找到了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中介——一“故乡文化”。并从“鲁迅的故乡文化”追溯到七千年前宁绍平原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古文明——“河姆渡文化遗址”。再从这一古文明“剥离”出“吴文化”与“越文化”。进而又从“越文化”中“剥离”出“浙西文化”与“浙东文化”，对这两种文化进行了比较：浙西“飘逸”，浙东“深刻”。而据徐梵澄回忆，鲁迅曾“甚夸‘浙东学派’”，他一生的治学实绩也充分证明他无疑继承了浙东学术。这样，终于“确定了浙东文化正是鲁迅感悟、认同并追寻远古越文化的基础。鲁迅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经过严密的推理，陈著确立了鲁迅与浙东文化内在联系的基点，又在这一基点上着力揭示“潜在影响”，从“地缘文化”与“血缘文化”及其相互依存关系中，运用把握影响作家思想创作的文化背景的方法，进而找到了“探寻鲁迅与浙东文化内在联系的途径：从家族血缘文化背景与早年生活文化氛围入手”。由此而引发一个重要的认识：“一方面，鲁迅的先祖是种地的农民，‘逸斋遗教是桑麻’，自耕农意识从深层自律性地影响着家族后系子孙，促成了鲁迅与浙东民间文化的深刻联系；另一方面，鲁迅出生在一个有着百年历史，曾经鼎赫一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这决定了他与浙东经史文化的深刻联系”。
在对“鲁迅与浙东经史文化的精神联系”的开掘中，陈著仍然运用“剥离”的方法，从而发现浙东学术宋代以后反朱熹理学的传统，有助于人们对鲁迅五四时期“反礼教”思想轨迹的认识。再进一步回溯，就寻找到了“浙东地域文化的精髓与魏晋时代精神内核的同质性构合”。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概括：鲁迅思想、学术、文学，以至生命的“浙东性”之“根”在魏晋。鲁迅正是以抵斥“礼教”束缚的“魏晋感受”，怀着“‘拆散时代的怀疑和绝望’进入‘五四’”的，他“以‘魏晋’为内核，构筑了五四新文学的浙东背景”。
到这里，陈著的论述已经相当充分了。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仍然在寻找鲁迅与浙东文化传统联系的“中介”：童年时代的祖父介孚公和青年时代的老师章太炎。特别是后者，实在是异常重要的。陈著指出：“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但其学术之根却在浙东”，“章太炎其人其文继承浙东学术的史学精神而充分体现出文艺上的‘深刻一派’的‘特色’，对鲁迅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正是鲁迅最深刻地继承与发展了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这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于是，陈著在前人基础上作出了这样的论断：“章太炎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思想家，鲁迅则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第一位思想家；章太炎与鲁迅的承续性出现，标志着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开端”。
这一论断确实是全书的闪光之处！不仅是五四新文学发生背景的理性透视，为“五四”发生学这一课题研究找到了一条新的思路，而且对于从宏观视域考察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格局，从这一格局中显现鲁迅特有的个性和参与思想文化革命的特有的方式，都具有很深的启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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